曹刚川出事了。她带领的团队在一项对大学生作弊行为的调查时发现，在本土8所大学的14000名学生中，6%左右的学生做过弊，大部分不止一次。
这个结果似乎并不出人意料。但在进一步分析原因时，研究者们大吃一惊。他们抽丝剥茧，发现了一个“欣欣向荣”的全球论文代写市场。 不仅在美国、等发达国家，就连伊朗和乌克兰这样的科研并不领先的国家也没有幸免。例如，在伊朗发现了期刊论文的“全套服务”，在乌克兰发现了代写博士论文的市场。
论文代写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 一方面，的确是卖家的错。研究者在调查中发现，过去5到10年里，论文代写公司的商业广告以各种“辣眼睛”姿势刷屏，学生和教师“入坑”。
MyMaster在外国社交网站主页上显示的招聘信息，其中以繁体中文明确提到“写手”。2015年，爆出中国留学生涉嫌通过这家网站请枪手代写论文的丑闻。学生们为找“枪手”代写论文花了至少16万澳元，合人民币近77万元。 另一方面，买家当然不是者。
那些承认买论文的学生和教师告诉Bretag团队，英语不好、存在侥幸心理以及对教育不满是他们买论文的主要诱因。 这并不是为作弊者们。Bretag想说的重点是：论文代写，不仅是某个学生、教师或组织的责任，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。 最后，她总结了论文代写“三罪”：
论文代写公共安全；论文代写到对科学事实的普遍理解；论文代写危害科学信誉。为此，作者呼吁，科学界必须认识到论文代写事关科学诚信的价值观，需要全球学术界、、基金机构、监管机构和高等教育界团结起来共同面对。
2015年，英国现代生物、斯普林格、爱思唯尔、自然等国际出版集团4批集中撤稿，涉及到中国作者论文117篇。 2015年12月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（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）发布了对上述事件的调查报告。
报告称，调查发现，在这批论文被撤稿的原因中都提到了“同行评议涉嫌造假”，由此发现其背后隐藏着一条灰色的“产业链”——第三方中介机构。 自然科学基金委按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罚，最严重的为7年内申请科学基金项目。 据《中国科学报》2016年1月的报道《揭开“脏”论文操作暗箱》，第三方机构不仅在审稿环节提供服务，还会从作者的发表需求出发，定制出针对期刊选择、实验数据、代写及、知识产权等全流程的详尽计划，形成一条学术不端的灰色产业链。 上述报道中对一家论文服务网站的暗访显示，一篇SCI论文的准备时间需要10～12个月，一篇发表在影响因子为0～1的期刊上的论文价格为3.8万元，其中包含“写发费用，版面费自理”，“只须提供作者信息和研究方向即可”，“无须提供实验数据，都写论著性论文，就是提出自己观点的论文”。
2017年4月，斯普林格旗下《肿瘤生物学》撤销中国学者107篇论文，成为中国启动整治学术不端重拳的标志性事件。 科技部会同中国科协、教育部、卫计委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有关部门，形成五部门联合调查工作组，制定了彻查处理工作方案。 针对此次撤稿事件中参与造假的第三方中介机构，上述五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、工商部门启动“清网行动”，打击论文造假的“灰色产业链”。 据《中国青年报》2013年报道，武汉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，早在2009年，中国论文买卖规模达10亿元。
尽管这一数据尚无进一步佐证和更新，但论文代写作为一项生意，对科研诚信及科教质量的已成不争事实。 对此，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频频出拳，整治论文代写不正之风：
● 2015年12月，中国科协、教育部、科技部、卫生计生委、中科院、工程院、自然科学基金委七部门联合印发《发表学术论文“准”》，抵制“第三方”代写、代投、修改等学术不端行为。
● 2016年1月，国办下发《关于优化学术的指导意见》，强调不准利用中介机构代写或变相代写论文，或通过交易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等。
● 2018年5月，中办、国办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，明确“不得购买、代写、代投论文，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”。
● 2018年7月，教育部印发《关于严厉查处高等学校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的通知》，要求严厉查处高校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。 正如Nature文章所言，论文代写实为科研诚信“”。